“好家伙!亲爱的杰拉尔,”他盯着青年人笑道,而那笑容却深不可测,“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样子仿佛见到我不大高兴?”
“哪里,爸爸,”维尔福答道,“我高兴极了,只是没想到您会来,有点儿感到意外。”
“哦,是吗,亲爱的朋友,”努瓦蒂埃先生坐下来又说道,“这话我同样可以对你讲。怎么搞的!信上向我宣布二月二十八日在马赛举行婚礼,可是三月三日却来到巴黎?”
“亲爱的爸爸,”杰拉尔说着,朝努瓦蒂埃先生近前靠了靠,“就算我来得突然,您也不要抱怨,还不是为您而来,还兴许能救了您。”
“哦,真的吗!”努瓦蒂埃舒适地躺在扶手椅上,“真的吗?那就谈谈吧,司法官先生,一定很有趣。”
“爸爸,圣雅克街有一家波拿巴党俱乐部,您听说过吧?”
“在五十三号?对,我是俱乐部的副主席。”
“爸爸,您这种镇定态度,真叫我不寒而栗。”
“有什么奇怪的,亲爱的?一个人曾受山岳派 [1] 的通缉,躲在运草车里逃出巴黎,在波尔多一带的荒原上,又受罗伯斯庇尔的密探的追捕,总算大风大浪里过来的嘛。哎,说下去,圣雅克街的俱乐部发生什么事啦?”
“发生这种事:凯斯奈将军被人叫去,他在晚上九点钟离开家门,第三天却发现在塞纳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