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戴笠忽然想起高宗武、肃叔萱和陈维远来,他们去上海后,不仅没有将参加汪精卫的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名单报来,连一个字的汇报也没有,非常纳闷,很想向戴炳星打听这三个人的情况,但又担心泄密,终于没有开口。
戴笠刚听完戴炳星的汇报,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就派廖容仲来韶关,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送给戴笠和吴赓恕。信的主要内容,是命令他们暗杀傅筱庵。戴笠感到既要行刺汪精卫,又要行刺傅筱庵,任务相当艰巨,就于9月4日派吴赓恕与戴炳星一道去上海,先行刺傅筱庵,再伺机行刺汪精卫。
“这就是我犯罪的全部经过。”戴炳星显得十分憔悴,眼皮底下有些浮肿,“我深深感到无比内疚,感到罪孽深重,感到无地自容,也感到对不起汪主席!”
“吴赓恕现在在哪里!”丁默村问。
“不知道。”戴炳星摇着头,“他与我来上海之后,只在我家里住过一晚。第二天上午,陈恭澍来到我家,一同研究了行刺傅筱庵的具体方案之后,他就随陈恭澍走了。当时约定如果行刺成功,8日上午在虹口公园相会。现在,事已如此,当然不可能见到他了。”第二天,也就是8日上午9点,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和陈璧君听了丁默村和李士群有关审讯戴炳星的汇报,看了蒋介石写给戴炳星的信,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惊恐之余,又都产生一种宿命观点,认为汪精卫几次大难不死,是因为他们所坚持的事业是命运的决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汪精卫更感到孔子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说是真理,他的由凶转吉,由祸转福,他的存在和所为,都是上天的意志表现,不禁心中涌起一股莫名其妙的豪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