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伙！亲爱的杰拉尔，”他盯着青年人笑道，而那笑容却深不可测，“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样子仿佛见到我不大高兴？”
“哪里，爸爸，”维尔福答道，“我高兴极了，只是没想到您会来，有点儿感到意外。”
“哦，是吗，亲爱的朋友，”努瓦蒂埃先生坐下来又说道，“这话我同样可以对你讲。怎么搞的！信上向我宣布二月二十八日在马赛举行婚礼，可是三月三日却来到巴黎？”
“亲爱的爸爸，”杰拉尔说着，朝努瓦蒂埃先生近前靠了靠，“就算我来得突然，您也不要抱怨，还不是为您而来，还兴许能救了您。”
“哦，真的吗！”努瓦蒂埃舒适地躺在扶手椅上，“真的吗？那就谈谈吧，司法官先生，一定很有趣。”
“爸爸，圣雅克街有一家波拿巴党俱乐部，您听说过吧？”
“在五十三号？对，我是俱乐部的副主席。”
“爸爸，您这种镇定态度，真叫我不寒而栗。”
“有什么奇怪的，亲爱的？一个人曾受山岳派 [1] 的通缉，躲在运草车里逃出巴黎，在波尔多一带的荒原上，又受罗伯斯庇尔的密探的追捕，总算大风大浪里过来的嘛。哎，说下去，圣雅克街的俱乐部发生什么事啦？”
“发生这种事：凯斯奈将军被人叫去，他在晚上九点钟离开家门，第三天却发现在塞纳河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