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重要，但人文主义者常常不招待见，人文法如果用在自己身上大致是安全的，但固化为形而上学的“主义”用在别人身上，就是挖别人观念“祖坟”的事。人文主义关注自我意愿，而不是顺从别人的意愿，这时常会惹怒别人。据闻李贽有本《焚书》，自称因为内容激进，估计读者读后必欲焚书因而取名。还有位笔名“空空主人”的无名氏写了本《岂有此理》，藐视当时社会的常识，多次遭到查禁。极端地给别人拆台，就算如何宽容，难免“佛都有火”的情况。据尼采说，哲学家是炸药，或许说得没错。对于科学事业，事情总是要有用、有价值的，无穷地追问往往看作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诡辩。
由于人文法喜欢质疑的这种习惯，人文事业往往难以像科学那样层叠积累。科学事业总是在承认别人的成果符合理性因而是可信的，在这种可信基础上再去开展新的研究。但人文是“文无第一”“文人相轻”的，别人的感受不是我的感受，我是独一无二的，别人的东西总是能质疑的。为什么非要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就不这样。
由于总是无法积累起来，于是一些从事人文事业的思想家可能是急了，认为人文事业也应当像科学事业那样建立“坚实基础”。甚至有些唯科学论者极端地认为应当以科学事业为范本，取消人文的独一性，重新构造统一的研究方法。其实人文事业本自成一体，不求大用，没有必要因为科学事业有效、有用就依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