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敏锐地发现，从19世纪末以来，科学技术不但成了第一生产力，而且成了为资本主义政治的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从而造成了劳动对相互作用或交往行动、技术对道德或伦理的拒斥。他指出：“在技术的统治意识中显现出来的不是伦理联系的颠倒，而是对作为一般的生活联系的范畴的“伦理”的排除。”[26]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因此，以合理性为基础的“技术规则”排斥以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承认为基础的“规范”，“技术地实践的”活动排斥“道德地实践的”活动。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在康德那里，严格的、狭义的实践概念只指“道德地实践的”活动或“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但由于当时的学者对实践概念的滥用，康德不得不后退一步，使用了“技术地实践的”活动和“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这样的概念。而在哈贝马斯的话语体系中，实践概念主要是指严格的、狭义的实践，即相互作用或交往行动，它相当于康德的“道德地实践的”活动或“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正是在这种狭义使用的基础上，哈贝马斯也常常直接地把“技术”与“实践”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他指出：“技术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对实践（Praxis）和技术（Technik）的差别的取消。”[27]又说，“技术统治会让这种实践的兴趣（dieses praktische Interesse）消失在扩大我们的技术支配力量的兴趣后面。”[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