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早着洋服，大约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沿海殖民地半殖民地城市，如香港、广州在19世纪50年代即有少数人模仿洋人打扮。有很多姑娘天足上穿着欧式鞋，头上包着鲜艳的曼彻斯特头巾，一些为外国商人当买办的华人也偶有穿洋服者。这一时期的文人笔记以及《点石斋画报》对此都有反映，但从整体上看此期穿着洋装者为数极少。士大夫中尚无此种现象。连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避风寒临时披了洋人衣服，也被作为一条罪名遭到弹劾。直到19世纪末，剪辫易服呼声高涨，才有少数人带头穿起了洋服。维新派把“断发”、“易服”提高到强国的高度，发出了改良社会风俗的呼喊。但是，这一时期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官民服饰而是军服、警服。改革的过程参照了西洋和日本制服，一改长衫裹腿，在外观上令人耳目一新。
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这一时期一些开明知识分子认为，既有西装的形式，就应讲求西装的精神。西装的精神在于发奋踔厉，雄武刚健，有独立气象，无奴隶性质。不仅如此，衣服装束与外国人相同了，则酬酢交往易相融洽，没有隔阂；来往考察事务，向外国人学习，没有猜忌凌辱之患。一句话，穿了西服，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可以强种。[1]这种说法几近“西装万能论”，不无偏颇之处，但同时也反映了国人在服饰追求上求新趋变的心理。在西服热中，20世纪初的在校学生特别是大城市某些中小学统一制作的新校服格外引人注目。甚至连边远地区的情况也有所改变，1903年胡汉民任教习所在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在岁时年节学生可以“披洋衣，揖孔孟。”[2]可见穿洋衣的人已不在少数。1906年胡适进读的上海中国公学，在装束上更反映一个多彩的时代。学生教员中间，有穿西服的，有着日本和服的，也有人依然长衫马褂，后垂发辫。
